八 袁世凯继任总统，唐绍仪南京组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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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继任总统，唐绍仪南京组阁

就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同一天，南京临时政府也公布了由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因为袁世凯即将就任临时大总统，因而南京的参议员们也紧赶慢赶，终于在老袁就任之前将条文拟定。

《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主共和的宪法性文件，其第二条就明明白白写着：“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而整个第二章，规定的全部是人民权利，比清廷那个山呼万岁、强调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大纲》要进步许多。当然，这些是各民主国都有的具文，《临时约法》中最具杀伤力的其实是关于大总统的权力限制问题。

本来呢，在南京临时政府的组织问题上，宋教仁等人是提倡责任内阁制，目的是限制总统的权力，以防止专制复发；胡汉民等人则主张实行总统制，两派人曾为此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而孙中山也认为，责任内阁制只适合于和平时期，但现在是革命的非常时期，革命党人怎么能在制度上对自己信任的领袖处处设防呢？这不是坏事吗？孙先生还说，我不会听从这样的意见，高高在上，变成一个“神圣的赘疣”，误了革命的大计。所以，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南京临时政府采用的是美国式的总统制。

说到这个内阁制和总统制，其实都是欧美国家的舶来品，这里还需简介一二。近代西方民主发源于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其中经过了数次反复，最终在1688年“光荣革命”中将国王变成了议会的傀儡。换句话说，英国国王虽是国家元首，但只是国家的象征，并不掌握实际权力，权力则主要掌握在议会手中。因此，英国虽非共和国家但却是民主国家，因为他们的元首虽然是继承而非选举产生，但实权却并不在国王手中而是由议会掌握。

但是，国王不掌握权力也导致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议会只具有立法权而不具备行政权。在多年的政治博弈与实践操作中，英国最终形成了竞争性的政党政治，哪个政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就由谁来组织政府，也就通常说的“组阁”，这也就是历史上最初的责任内阁制，首相和全体阁员对议会负责。

英国革命一百多年后，美洲大陆的英属殖民地也闹起了革命，结果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国家——美国。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美国倒是毫无专制历史的包袱，由此产生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也是因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所赐。美国的国会和英国的议会类似，但在行政权上，美国人却独辟蹊径，那就是将国家元首和行政权合二为一，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总统制了。美国的总统非由国会选举产生，而是由各政党推选候选人进行竞选，获胜者组织新一届政府，与国会并无瓜葛。由此可以看出，在行政权力上，总统制比责任内阁制要宽松许多。

民主革命搞得最激烈的法国，却将英美两国的特征加以调和并形成了另外一种独特的体制，那就是法国既有总统，又有内阁总理。法国之所以有总统，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国家元首，而之所以要设立内阁总理并总揽行政大权，就是为了防止总统擅权。结果，法国的总统反成为了一个摆设，只具有象征性意义（这里的讨论只限于二战前，二战后法国的政体又有了新变化，总统权力大增）。

英、美、法以上三种都是民主政体，在当时世界各国中，还有另外一种打着“民主”旗号的特殊政体，这便是德国和日本的伪君主立宪制（这也指二战前）。之所以说德国和日本的政体是伪君主立宪，因为它们虽然在形式上和英国类似，但君主的权力却和传统专制国家没有什么两样。其所谓议会、内阁，都只是君主的襄助机构，正如宪法第一条的规定，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

清末预备立宪时，清廷的本意是想学德国和日本的模式来糊弄一下老百姓，但结果是“假立宪引发真革命”，因为民主这东西仿佛孽种，一旦孳生便会自行生长，当权者要是让民众尝到了民主的滋味，那立宪的进程就不会按当局所设计的发展，清朝的覆灭其实就是证明了这个道理。最后，武昌起义一声炮响，全国各地群起相应，这时清廷匆忙间制定《十九信条》，想学英国搞君主立宪的真民主，可惜已经来不及了。

不管是真君主立宪还是假君主立宪，在当时的中国都行不通。因为革命党第一个要求便是要共和、不要皇帝，更不能要一个满人皇帝。因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对袁世凯主张的君主立宪制基本不予考虑。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毕竟是个有着上千年专制历史的古老国家，如何选择一个合适自己的民主政体也的确是个难题。譬如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便在责任内阁制和总统制之间来回摇摆，最终在孙中山的坚持下采取了美国的总统制。

随着清帝的退位，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已是板上钉钉之事，这下孙中山等人又犯愁了：这袁世凯是前清体制下的旧官僚，对民主共和制度可谓是一无所知；如果按照总统制来运作的话，弄不好就会权力失控，搞出个新的皇帝来。

于是，南京方面又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总统制改成了《临时约法》的责任内阁制。这样一来，大总统的名义上虽然好听，但其权力却受到内阁总理特别是参议院的严格限制，这显然是南京革命党人为防范袁世凯而特意量身定做的。

对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袁世凯也并不在意。只要他先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取得合法地位，南京方面发来的文件一切都好说，他都一概同意。毕竟，现在那边搞出来的东西都是临时的，到时候老袁真干上了总统，凡事都要推倒重来的嘛。要知道，翻云覆雨、暗度陈仓，那可是老袁的强项。

《临时约法》颁布后的第三天，袁世凯便按照约法第43条向南京临时参议院举荐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并组织新内阁。本来呢，南京的革命党很想拿下总理这个职位，但由于孙中山和黄兴于民国初建时在经费、派系等问题上遇到颇多的挫折，因而在政治上也渐趋消极，他们无意去竞争国务总理这个职位。

袁世凯提名唐绍仪组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唐绍仪是广东人，又在美国接受的教育，这次南北和谈中他殚精竭虑，出力甚大，特别在赞成民主共和的表态上，更是获得了各方的欢迎与肯定。当时的唐绍仪可谓“红人”：袁世凯这边，他是旧雨（老朋友）；革命党那边，算是新知，由他出任首届国务总理，南北双方均可接受。果不其然，南京临时参议院随后毫无悬念地通过了袁世凯的提议，唐绍仪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

说起唐总理，这里却要简单介绍一下。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生于1862年，与孙中山是地道的老乡。唐绍仪之父是在上海经营茶叶的买办，其族叔唐廷枢做过上海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总办，唐家算得上是一个熟悉洋务、思想开通的家族。

在很小的时候，唐绍仪便在上海读书，接受新学知识。1874年，年仅12岁的唐绍仪作为清廷第三批官派留美幼童前往美国，由此在美国念完中学并进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可惜的是，由于国内顽固派们的阻扰和责难，这些留美学生在未完成学业的情况下便被全部召回。唐绍仪在美国呆了7年多，回国时只有1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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