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勇居住的工棚，一片愁云惨淡。
当李明达转达过高启功的意思后，根叔低着头抽着旱烟，李华柱不知所措的东张西望。还有其他闻讯赶过来的同村人，个个阴沉着脸不说话，整个工棚里的气氛显得相当压抑。
李华勇在心里叹一口气，说实话，他最开始还不明白大家为什么不知所措。不就是这个工地没活干吗？重新找个干活的地方就是。如果是其他城市也就算了，这里可是鹏城，1984年的鹏城，标标准准的“热土”，作为一群农民工，而且是一群有手艺的农民工，难道还找不到干活的地方？
李华勇后来才醒悟过来，自己的思维走进一个误区，有点想当然了。现在这年代可不比后世啊，到了后世，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群体流动性极大，今天在这个工地做工，明天跑那个项目干活，打一枪换个地方，这在后世简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年代就不一样，这个年代的农民工群体没有那么大的流动性。比如说李家坳这些人，假如不是李明达的关系，不是李明达牵线搭桥，大家平时最多也就在附近乡里干点零活，根本不可能跑到这鹏城来。
更重要的是，当大家来到这个工地以后，大家都是和“华夏建总”签过协议的，包括李华勇在内，他手中也有一份和“华夏建总”签订的用工协议。
简单的说，虽然都是农民工，但这个年代的农民工和后世不同。如果后世那是标准“农民工”的话，那么在这个年代，这个群体被称作是“农民合同工”。
想到这里李华勇有点哭笑不得，时代在前进，但不是什么东西都跟着进步的。比如拿“农民工”和“农民合同工”相比，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那显然是后者显得更规范一点。
到了后世，绝大多数项目最多也就和带工的工头有份协议，像这种具体落实到每个人的情况，可能除了海外项目外，国内工地少之又少。
不过话说回来，“农民合同工”也并非全是好事，比如在现在，这个问题给李华勇等人带来很现实的困惑：
第一：因为一纸协议，这让大家缺乏“主动出击”的意识，没有主动出去找活干的觉悟，因此当大家听说要停工几个月后，所有人都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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