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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遗物主要是指那些经过艺术加工创造的绘画、雕塑、碑刻书法作品以及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其中工艺美术品无论是在数量、种类，还是在艺术题材和艺术成就上都远远超过前者。
（一）绘画艺术品
中国古代的绘画大部分画在缣素或壁面上，经不住时间的考验，或腐坏和毁于战火，或随着建筑物的毁圯而消失了。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汉武创置秘阁，以聚图书，汉明雅好丹青，别开画室；又创立鸿都学，以集奇艺，天下之艺云集。及董卓之乱，山阳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七十余乘，遇雨道艰，半皆遗弃”，叙述了两汉时期缣帛绘画艺术所遭受的一次大灾难。后世皇家贵族收藏的书画艺术品，其命运也多坎坷，能流传到今天的，已弥足珍贵了。一般来说，艺术遗物中的绘画艺术品，主要有帛画与绢画、木版画与木简画、卷轴画等几类。由于绘画材料极易腐朽，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古代绘画艺术品便非常罕见。陶器、瓷器、漆器、丝织品等器物表面的绘画装饰，只是为了美观器物或表达某种含义，应归入工艺美术品中讨论。
1.帛画与绢画
湖南长沙战国楚墓出土帛画龙凤仕女图帛画一般指传统绢本画出现以前的以白色丝帛为材料的绘画。目前发现的帛画主要是战国到两汉时期的遗物。战国时期的帛画共有2件，均出土于湖南长沙楚墓。第一件为1946年长沙东郊陈家大山木椁墓出土，绘一女子立于新月形物上，拱手、广袖、束腰、长裙拖地，脑后梳有发髻，头部勾画清晰，细眉明目、直视前方，姿态虔诚；人像之上画一巨大的凤鸟，昂首展翅，华尾上卷，双足前后迈开作奔跑状；在人像和凤鸟的左侧，竖绘一向上浮游的龙，体形较小而细长，身躯作“S”状扭摆，伸首升向天空。第二件是1973年长沙子弹库木椁墓出土，画面正中为一有胡须的男子，侧身而立，手执缰绳，驭龙而行；龙头高昂，龙尾翘起，龙身平伏，略作舟形，其下有鱼，尾端有鹤；男子高冠长袍，手抚佩剑，顶有舆盖，一般被认为是墓主人的肖像，寓意死者在神异动物的引导下，飞升登遐。
汉代帛画主要出土在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3号汉墓，山东临沂金雀山9号汉墓和甘肃武威汉墓中。马王堆1号、3号墓出土的两幅盖在棺木上的彩绘帛画，上部较宽，均作“T”字形，下垂的四角有穗，顶端系带以供张举，应是丧葬出殡时用的旌幡；画面自上而下分成三部分，分别表示天上、人间、地下：天上部分画太阳、月亮、星辰、升龙、蛇身神人等，人间部分画墓主人出行、宴饮、祭祀、起居、乐舞、礼宾等日常生活，地下部分画怪兽及龙、蛇、大鱼等水族动物，多以“引魂升天”或“招魂以复魄”为主题思想。金雀山9号汉墓出土的一幅帛画，呈长方条状，顶部画日中金乌和月中蟾蜍、玉兔，衬以祥云；日月之下是象征仙境的琼阁和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中间部分是墓主等24人的生活场景，有侍从朝拜、歌舞演奏、官吏相迎，以及纺织、问医、角抵等；底下部分是龙和怪兽的图像。武威磨嘴子汉墓也发现盖在棺木上的铭旌，只不过是用丝织品或麻织品为材料的，画面多为单一的太阳和月亮以及日中金乌和月中蟾蜍、玉兔等，有些甚至素面，但都书写着墓主人的姓名、籍贯等。
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晋唐时期的墓葬中，还发现了许多绘伏羲、女娲像的绢画。其中阿斯塔那村北区唐代墓葬中出土的伏羲、女娲像有二三十幅之多，通常画面朝下，用木钉钉在墓顶上，少数被折叠包好后摆在死者身旁；伏羲、女娲都是人首蛇身，一男一女，上有日形，下有月形，四周布满星辰。此外，唐代墓葬出土有木框联屏的绢画，多为贵族的生活场景，1972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在阿斯塔那村清理的三座唐代西州豪门张氏墓中就有发现，其中187号墓出土的绢画，描绘二位盛装的贵族妇女（残缺一人）对弈下棋，左右有亲近观摩、侍婢应候、儿童嬉戏；188号墓出土的绢画以牧马为题材；230号墓出土的绢画是舞乐仕女图，二舞伎四乐伎，左边的一位舞伎保存基本完好，挽高髻，额用红描雉形花钿，着黄蓝色卷草纹白袄、锦袖、红裳，足蹬高头青绚履，左手拈披帛。这些用来装饰墓室的绢画，其功用是替代壁画，表现死者生前的事迹或生活情景。
2.木板画与木简画
木板画和木简画主要指图画在木板和木简等木质材料上的绘画。两汉时期，甘肃的河西走廊地区是重要的军事要塞和商贸通道，繁忙的“丝绸之路”促进了中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沿线生活着相当数量的军民，留下了许多边关遗址和墓葬。由于这一地区常年干旱少雨，以木板、木简为材料的绘画资料才得以很好地保存下来。中国古代的木板画和木简画绝大多数来源于此。
现存的木板画和木简画，主要在甘肃居延烽燧遗址和武威汉墓中发掘出土。画面一般由红、黑两种色彩构成，先以纯墨勾勒图像线条，再涂上红色，内容多为反映边关居民的生活情景，如武威磨嘴子53号东汉墓出土的木屋模型，壁面绘有男仆饲狗、女婢喂猪的画面。人物多为身穿长袍、脚蹬黑靴的汉装男女，也有“披发左衽”的少数民族形象，如武威磨嘴子东汉72号墓出土的木板画，用墨线画一少数民族人像，有须，披发，左衽，穿短袍，袍下部有缘边，并画出针缝的线脚，中系腰带，袍下露出裹腿，着鞋，左手下垂、右手举起，作招呼状，可能是古代羌人的形象。动物中多见马的形象，1973年居延肩水金关出土的一件木板画，画一匹大黑马栓于树下，以墨线勾出马的轮廓，身体部位用枯墨填涂；1972年居延查科尔帖出土的木简画，画的是一匹官吏乘骑的鞍马；1974年居延破城子出土的木板画，则是一幅车马出行图，残存马车和四匹乘骑的下半部，马皆黑色，乘骑者穿红袍或黑袍；此外，尚有猛虎、鸟雀等形象。这些木板、木简画，画法简略稚拙，造型也不是很准确，可能出自当时驻防将士的手笔，在艺术表现力上有不少的欠缺。
3.卷轴画
卷轴画是由简册和屏风画这两个源头衍生和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以立轴和手卷为基本形式。作为中国书画主要种类的卷轴画，从现存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算起，迄今已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国古代卷轴画适合于在各类厅堂、居室中悬挂，历来受到封建统治阶级和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重视，公私收藏、历代相传，成为现存数量较多的传世古代艺术品。唐太宗李世民由于过于喜爱王羲之的书法名作《兰亭序》，临终嘱咐以此随葬；历史上还有许多痴迷于书画艺术品的贵族官僚，把生前喜爱的卷轴画带入坟墓，这样，就给田野考古工作者在墓葬发掘中发现古代书画实物提供了可能性。当然，由于历代卷轴画的材料是纸张或绢帛，很难在地下墓室中得到长久保存，因此，真正能够重见天日的完整作品是十分罕见的，其史料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尤为可贵。
考古发掘出土的卷轴画多见于明朝的皇室、贵族墓葬。1971年山东邹县明鲁荒王朱檀墓共出土了4卷绘画，其中一幅已腐朽，尚存宋代葵花蛱蝶图扇面，金粉设色，以没骨法绘蜀葵与飞蝶，背面书有宋高宗赵构为葵花扇面题的金字跋；元代钱选白莲图，纸本设色，绘工笔白莲花；宋代金碧山水图，绢本设色，画工笔山水。1973年3月，江苏吴县洞庭山明代许裕甫墓出土的文征明书画折扇，乌木扇骨，十二股，泥金扇面，画烟雨之景，背面写一首《夏日睡起》七言律诗；同墓还出土了申时行的手书折扇。江苏淮安明代王镇墓出土的书画作品数量最多，共计有25幅，多为元明时期的作品，有不少是无名氏所作，也有不少书画家的姓名不见于文献著录，为书画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二）雕塑艺术品
艺术遗物中的雕塑艺术品，主要有墓葬和遗址出土的陶塑、瓷塑、木雕等几类。同样，陶器、玉器、铜器、漆器、瓷器、金银器、竹木牙雕器物上运用的雕塑手法，仅是对器物的表面起到装饰作用，应归类于工艺美术品中讨论。
1.陶塑艺术品
甘肃礼县高寺头村出土新
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陶人头在陶器制作的原始阶段，陶器的成型是用双手捏制的，手制可能会造成器物的外形不规整、器壁的厚薄不均、胎质的疏松等缺陷，但却无形中促进了人类审美创造力的发挥。田野考古发掘资料证明，陶塑艺术要比彩陶艺术产生得早而普遍，与磁山文化遗存相当或略早的裴李岗文化遗址，曾出土了几件粗具轮廓的陶塑羊头、猪头、人头像。其后，随着制陶技术的进步和审美能力的提高，新石器时期的陶塑艺术得到了迅猛发展，抟泥、捏、贴、挖空、刻划等基本技法都已具备。
新石器时代的陶塑艺术作品，其题材主要分为动物和人物两大类。动物题材尤其丰富，猪、狗、羊、鸡、鸟、猴、龟、鱼等陶塑，在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等遗址中均有发现，尤其是湖北石家河的邓家湾遗址，发现了成批的红陶捏塑小动物，有鸟、猪、羊、象、龟等几类，另有似鸡、狗、豹、猴、鼠等动物造型；人物形象主要有人头像、人面像、人体像和陶祖等，一般形体较小，并在写实的基础上夸张变形；人体像均为裸体，并突出两性的性器官特征，辽宁赤峰西水泉与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都出土了丰乳肥臀的女性小塑像，这些艺术造型当与原始社会时期的生殖崇拜观念有着密切联系。
中国古代陶塑艺术的最高成就体现在作为墓葬明器的历代陶俑艺术品的制作方面。陶俑是古代工艺匠师创作的雕塑艺术品，是对各种人物和动物形象的真实模拟，一般分人俑和动物俑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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